然而，随着即位后杨广的本性逐渐显现，唐人对他早期种种虚伪行为的批评也愈加激烈。唐高祖李渊甚至认为，隋文帝废掉杨勇、立杨广，正是隋朝国祚短命的根本原因。李渊曾言：“圣人千虑，失于知子。以正万国，轻于元良。废守器之长，立不才之庶。兆乱之萌，于是乎在。”李渊的观点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许多人认为隋朝的灭亡就是由于立了杨广这样的次子为帝，而非立有才之长子。唐人对隋炀帝的执政方式也充满了不满，尤其是对他那种滥用权力、奢侈荒废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尽管隋炀帝的初期政策还带有一定的勤政色彩，一度使隋朝迎来了短暂的辉煌，但随着政务繁杂，他的懒散、浮躁以及过于任性，逐渐让国家的运作陷入混乱。他不仅“不遵法度，骄奢荒怠”，甚至到了“恶闻政事，奏请罕决”的地步。在暴戾的情绪无法得到宣泄时，他便开始滥杀异己，大臣们只要稍有意见不同，便会遭到株连，甚至满门抄斩。这种做法迫使朝中大臣只能选择沉默不语，唯恐得罪君主，失去性命和俸禄。尽管杨广在前期推行了一些赋税、制度和官员选任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均缺乏延续性，导致其效果难以持续。唐代史学家杜佑指出，隋炀帝的暴政最终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除此之外，隋炀帝的奢靡开销也是导致隋朝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修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征伐高丽，他动用了大量的民力与财富，这些开支大多来自对百姓的苛捐杂税，最终导致了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众疾苦。正如《通典》所言：“货贱物贵，以至于亡”。然而，尽管隋炀帝的政策与行为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唐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个人才华上的成就。杨广自幼聪慧，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非常出色。他的诗作如《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和《东宫春》至今仍在流传。因此，隋炀帝有时会自夸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足以媲美古代圣君帝王。这种傲慢与自负使他轻视那些才学不如自己的人，而这种心态不仅阻碍了他吸引更多人才，也使他的性格逐渐扭曲。
当时，李渊、李世民等唐朝君主均批评了隋炀帝的性格。唐朝的许多皇帝反思了隋炀帝的失败，尤其是他对贤臣的排斥与嫉妒。隋炀帝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他不愿听取臣子的忠告，而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皇帝则从中汲取教训，他们更加虚心纳谏，愿意听取臣子的意见，并加以改进自己的治国方略。唐太宗李世民曾与魏徵讨论明君与昏君的区别，魏徵指出，明君应“兼听”，而昏君则“偏信”。这番话直接把隋炀帝定性为昏君，批评了他自视过高、不愿听取别人的忠告。
在唐朝后期，隋炀帝的评价逐渐趋向多元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其治国失误的指责。尤其是在唐朝的文学创作中，隋炀帝的事迹被赋予了更多的人生哲理和历史反思。比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便把隋炀帝的功过与禹的功业进行对比，认为隋炀帝的建功立业，虽然一度辉煌，却无法避免历史的覆辙。唐人逐渐摆脱了早期对隋炀帝的政治负面情绪，转向更加理性、客观的评判，甚至在文学作品中探讨隋炀帝如何为后世提供了历史的警示。
最终，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不仅是对他一生历史意义的吸纳，也包含了他们对治国理政的深刻理解和反思。唐朝的皇帝通过批判隋炀帝的失败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吸取了更为成熟的治国理念。在历史的长河中，隋炀帝的形象从一位暴君逐渐转变为一位具有复杂性格和多重历史意义的人物。对于后世研究隋朝和唐朝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大业拾遗记》
《魏徵公谏录》
《唐国史补》
《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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